寻书相马

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，相马学仅是其中之一。相马学，亦称相马法或相马术，它是根据外貌评定马匹的一门科学，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，其起源可能在有文字记载之前。从流传下来的先秦相马学者的众多著作和所取得的成就中可以推知，殷商以前我国相马学已有一定的基础。

“夫行天莫如龙，行地莫如马。马者甲兵之本，国之大用。”我国古代相马术大都以兽医书为载体，让我们闻着马书的墨香，追寻着相马家的足迹，将相马文化娓娓道来。

据《庄子》载，有一位叫徐无鬼的曾说道：“吾相马，直者中绳，曲者中钩，方者中矩，圆者中规，是国马也。”实际上，“曲直方圆”也是庄子判断世间万物的一个具有普遍哲学意义的标准，不单单适用于相马。

古代文献中记载最早的驭马能手是造父，《司牧安骥集》卷 2 的《造父八十一难经》就是为了纪念造父而假托其名。这个文献一般认为是隋代前后著作，以七言诗歌的形式，总结马病的 80 种症状、危害和对症治疗方法。造父的活动时间大约在公元前 11 世纪末期到公元前 10 世纪初期。虽然他的主要成就不是相马，而是驭马，但是可以想见，一个以驭马成名的人物，对于马的了解自然具有相当深厚的实践经验。春秋时期的政治家管仲对他有比较中肯的评价与定位，他说：“造父，善驭马者也，善视其马，节其饮食，度量马力，审其足走，故能取远道而马不罢。”从这句话也反映出他是一个相马能手。而且造父驾驭的周穆王车驾上的八匹骏马，正是后来中国传统文化中著名“八骏图”题材的来源。

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到一九七四年初，在湖南长沙马王堆第二、三号汉墓，出土了大批珍贵文物，最难得的是，其中有十二万字以上的帛书（因为那时纸还没发明，只写在帛上，故叫帛书）。帛书中有一部失传已久的《相马经》，这是中国畜牧学的重要文献。《相马经》在帛书上共七十六行、五千二百字，其中错字与残缺有五百字（有二百字可以查补，有三百字无法处理），因为这部古书缺少相当的今本可以查对，所以一些内容我们已无法完全了解。这部《相马经》竟用来给死人陪葬，它在当时，必然是一部流行的名著。读了这部书，我们不得不惊讶：古人对马，原来这般认真。

根据背景和来历考知，帛书原件是汉成帝时代抄录自早已失传的相马著作，与春秋时代的伯乐至汉初以讫古代相马诸家的立说有关。历史上伯乐的《相马经》最为著名，但原始《相马经》早已失传，这里讲一下当时的社会情况：春秋时代的书籍仅发展到竹木筒的程度，这些著作的保存因未受到当时封建社会的重视而失传乃情理之中。造父以后，一个伟大的相马家，也是中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相马家——伯乐登场了（和伯乐齐名的还有秦国的九方皋和赵国的王良）。伯乐是秦穆公时期的人，其活动年代在公元前 7 世纪，他的名字叫孙阳，关于伯乐相马的故事妇孺皆知，其中伯乐推荐九方皋的故事堪称“精典”。

在伯乐暮年之时，秦国国君秦穆公召见他 ,对他说：“您的年纪也很大了啊！在您的后辈人中有谁能够继承您寻找千里马呢？”伯乐回答道：“在过去同我一起挑过菜、担过柴的人当中，有一个名叫九方皋的人，他的相马技术很高，的确不比我低，请大王召见他吧。”秦穆公便召见了九方皋，叫他去寻找千里马。九方皋到各处寻找了三个月后，回来报告说：“我已为大王您寻找到了一匹千里马。不过，那匹千里马眼下正养在沙丘那个地方。”秦穆公问：“那匹马是什么样的马呢？”九方皋回答：“那是一匹黄色的牝马（黄色的母马）。”秦穆公于是派人去取，却是一匹黑色（骊）的公马（牡马）。这时候秦穆公很不高兴，就对伯乐说：“你推荐的人连马的毛色与公母都分辨不出来，又怎么能认识出千里马呢？”

伯乐这时长叹一声说道：“九方皋相马之术，是常人无法知道的，深得马的精髓，忽略其粗糙之处；明晰马的内部，而忘记了它的外表。只看应该看的，不看不需要看的；只观察应该观察的，摒弃他所不需要观察的。九方皋相马的价值，远远高于千里马的价值，这正是他超过我的地方啊！”等到把那匹马从沙丘那地方牵到秦穆公和伯乐面前时，果然是名不虚传的、天下少有的千里马。九方皋相马相的是精神、相的是内在，而不是外表和性别。于是，一个成语“牡牝骊黄”由此产生。

春秋战国时代，由于已从车战演变到骑兵，马的身价，也就愈来愈高。除了传说中的相马家伯乐、九方皋、王良，事实上，这种专家还有很多，《吕氏春秋》（观表篇）就提到了十个相马家。“古之善相马者，寒风是相口齿，麻朝相颊，子女厉相目，卫忌相髭，许鄙相尻，投伐褐相胸胁，管青相膹吻，陈悲相股脚，秦牙相前，赞君相后。凡此十人者，皆天下之良工也。”

这十位相马专家会通过观察马的不同身体部位来辨别优劣，不是“高大全”式的鉴定，而是“一叶知秋”、“以点概面”，于是形成不同的相马流派。

在西汉时期，最初铸造铜马式的是汉武帝时期的善相马者东门京。汉武帝下令把他献的铜马式立于鲁班门外，并把鲁班门改为“金马门”。

《史记》（日者列传）也提到“以相马立名天下”的人氏，“黄直，大夫也；陈君夫，妇人也；皆以相马立天下。”这些都可证明古人对相马的重视。

其后，在中国古代的相马家中，唯一具有清晰记载的相马事迹和部分相马著作传世的，是东汉时期的伏波将军马援。他撰写的《铜马相法》被列入皇家藏书，其主要内容一直流传到今天。他铸造的铜马被作为当时衡量骏马的标准法式立于皇宫宣德殿前。可惜后来董卓叛乱，把铜马、铜人等古物熔铸作为铸造钱币的原料，以致我们无法见其原貌。关于马援上奏表章中自述他相马理论以及代代传授的脉络，诗赞如下：

赵惠文王赐给中国著名将领赵奢的封号是“马服君”，其子孙遂以“马服”为姓，后改单姓“马”，是马姓的重要来源。马援是“马服君”的后代。周穆王将今天山西赵城这个地方赐给了造父，而这个地方也是赵国最早的起源，所以造父也是马援的祖先。从造父到赵奢再到马援，这个家族与马的联系似乎从未间断。

北魏贾思勰在《齐民要术》中集录了《相马经》，题名为《相牛马及诸病方法》。内容主要是关于如何选马的“马的形体学”知识，2300 多字全是讲如何从形体及外部器官细节方面选择良马。《齐民要术》中关于马的不少材料，系北朝末期及隋唐间人所添；当然马的养护与医疗更多的是一线马夫或养马人的实践经验，而这些人既没有文字著述的机会，更没有文字著述的能力，是编纂者贾思勰将他们口口传授的知识整理出来放到书里。目前所见到的两千多年来所称的《相马经》主要还是由《齐民要术》保存下来的。

梁元帝萧绎，字世诚，小字七符，自号金楼子，南兰陵（今江苏武进）人。南北朝时期梁代皇帝（552 年―554 年在位）。梁武帝萧衍第七子，梁简文帝萧纲之弟。让人吃惊的是，南朝士大夫们对骑马十分反感，认为那是野蛮人才做的事情，萧绎却不辞辛苦地花费大量时间在养马的研究上面，并且写了一部研究马的专著，名曰《相马经》，里面的研究成果据说超出了相马专家伯乐的水准。《隋书 • 经籍志》中所记梁元帝有相马著作《相马经》、兵书《玉韬》、画作《职贡图》存于世，可见其研究范围之广。《宋史•志第一百五十九 • 艺文五》亦记载：萧绎《相马经》一卷。可惜，此书早已失传。

隋代兽医学日趋完善，此时关于马的著作有《治马牛驼骡等经》、《治马经》、《治马经图》、《杂撰马经》、《伯乐治马杂病经》、《疗马方》以及《马经孔穴图》等，原书均已佚。

中国养马业在唐朝时期达到历史上最高峰，相马理论的建立也达到历史最高峰。相马在军事、经济上也有重要意义，例如公元 759年（乾元二年）李荃《神机制敌太白阴经》就有相马这一项。同时期的还有《司牧安骥集》，这本书不仅仅是我国现存的最古老的兽医著作，也是祖国最早一部兽医教科书。李石是唐朝皇族成员，在军队做过行军司马，是军马的直接管理者；该书卷一有《相马良论》，而且叙述较有条理，内分头、眼、耳、鼻、口、形骨、蹄、超逸、寿夭、口齿等论。该书又有《相良马宝金篇》一篇，成为七言四十句的相马歌诀，到明代更经人把他改编为七字八十句的《相马宝金歌》（见《元亨疗马集》）。这些都是古代相马经验一再发展的总结，含蓄深邃，内容丰富通俗。

唐宋之后，医药类文献逐步进入主流的文献记载视野，北宋许洞的《虎钤经》有“相马统论”。元代的著名兽医卞宝对前人进一步总结著有《痊骥通玄论》。明代时任太仆寺卿杨时乔主编的《马书》于1594年出版刊行。随后，《元亨疗马集》（初版，1605年），俗称《牛马经》，为喻本元、喻本亨兄弟所著，其内容丰富、流传广泛，这本书后来版本众多，并被翻译成外语流传到朝鲜、日本及欧美各国。它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通俗易懂，里面有许多歌诀并配有精美插图。

中华文化中把千里马比喻为人才；相马比喻发现人才，现在常常把中国古代相马大师“伯乐”比喻成有眼力，善于发现出色人才的人。希望每匹千里马都能遇到优秀的相马家。